这意味着：萧认为，源自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正当观也应（甚或也能）无条件地普适于中国。
[7]参见拙文：《公平正义的普世迷思——罗尔斯政治理想图景问题初探》，载《理论界》2012年第7期，第93-94页。在此意义上讲，中国人只要上进，那么，中国社会的权利本位观会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才能发挥空间。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伟大转型的初期成果——以家为中心的党-国政治组织模式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至少能够基本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基于这种情况，周而复始地，资源的流动性集中遂不可免，并且，就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持续性的正常运转而言，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还不可缺。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大潮怎么可能不是正途呢？因而，在这里，我们得说明：世界大潮便是正途这一预定为何是站不住脚的呢？为了让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显得简洁和有效，我们试想，假若我们承认萧的预定——即世界大潮（在萧文中，世界大潮意指迈向公民社会）便是正途。萧为什么意识不到（甚或认同）这种预设呢？依凭萧文，在萧的思想世界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世界大潮因‘人们的选择式同意而是正当的，因而，人们顺从世界大潮便是当然的。[8]比如说，在先秦时代，人们可能对王权神授思想就无法（甚或没有能力）进行反思，因而，那时的社会/国家为实现正常运转所需要之公职人员的数量就比较少。
因此，就西方社会‘权利义务话语体系而言，西方人是义务本位的，西方社会是一个义务本位社会——即一个除权利之外都是义务的社会。[19]因而，家便是中国人的生命之源和意义之源，甚至于还是中国人的生命永恒之源。[43]所以法令不烦琐，官吏不劳顿，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所以百姓也都不会抱怨君主了。
《管子》第15章 重令[21] 《管子》第17章 兵法[22] 居民於其所乐，事之於其所利，赏之於其所善，罚之於其所恶，信之於其所餘财，功之於其所无诛。君道不明，奉令办事的人就发生疑虑。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
因为治理国家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国际外交的人才也不齐全。‘凭他的果断，是敢于干一番大事的吧？桓公说：‘敢。
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不仅如此，管仲认为，国家鼓励人民有恒产，对于那修游手好闲，没有技能，没有恒产而四处游说之人，应该予以禁止：把自己打扮成贫穷的样子，而不肯辛勤劳动，暂时安于贫贱，自身没有常业，自家没有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
[24]那么，齐国是如何保护人民的产权呢？法律。1、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民众基层社会组织自治形式管仲建立的国家社会组织制度有别于人民依附于封建领主来组织的封建社会分封制度，而是以生产、军事与行政三合一体的组织制度，实现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的社会基层组织。五属大夫，都是乘车来朝的，但出朝也不能到任处休息，需要立即出发。……君上顺从君道，臣下谨守职责，上下相互观察，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有谁不正，就可以分别出来了。
[9]既然依法治国，君主与大臣官吏的权力就应该进行划分，职权应该明晰界定：这样，君臣职权的界限就界定分明了，界定分明就容易治理。所以管仲反复强调德法并重，依法治国，反对君王离开法度私行小惠：先王治国，既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
也就是以物利人的意思。（《管子》第53章 禁藏）[23] 《管子》第35章 侈靡[24]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间，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
先王之取天下的种种作法，那真是大德啊。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什么叫作人民‘经常的产业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常产也。在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中，君主和议会共同掌握政权。
实际上当代西方宪政出现不少严重问题。否则，叫作留令，那是死罪不赦的。
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6、不得另设宗教法院或特别法院，不得滥用残酷的刑罚，不得在判决前没收特定人的财产等等。
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都有栅壁。（《管子》20章 小匡）[31]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
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而齐国的宪政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是中国三代以来仁政思想与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政治家推动的结果，所以具有超越阶级的特征，在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主导思想指引下，既限制君权与政府权力，保护人民产权，也保障国家掌握土地资源、货币、调控市场和核心产业国有专营的权力，防范与限制资本操控金融，操控市场，奴役人民，使人们共同富裕，所以齐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经济迅速繁荣，人民自由富裕，很快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管子》地46章明法[38] 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
第二、良法治国，罪罚相当、禁止严刑峻法。所以，福山也呼吁美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要摆脱我们当前的瘫痪状态，我们不仅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且需要改革体制规则。
管仲制衡了他的王权，他也制衡管仲的相权。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
等管仲布局完成，桓公又提出兴兵征讨，还是被管仲否决了：桓公说：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无论君主或群臣、无论上层或下层、无论尊卑贵贱，人人都必须一律遵守的准则，所以这就叫‘法。
管子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
（《管子》第16章 法法）[43] 《管子》第53章禁藏[44] 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矣。管仲为何又成功实现了对桓公君权的限制呢？首先因为春秋时代齐国重重危机的国情与天下情势（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暂不讨论）的大背景所致，也是由于齐桓公不听管仲分析预言和劝谏，累次出兵侵犯他国，累次失败之后所致。
因为即使是法律也有良法与恶法。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
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而管仲根据自己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宪政思想，一改齐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施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政治上从传统的仁政发展到既限制君权与政府权力，又限制资本权力，保护人民权力的宪政，迅速使齐国民富国强，成为春秋时代第一强国。
